黃帝是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史稱軒轅黃帝。司馬遷《史記》以“五帝本紀”開篇，而黃帝置于五帝之首。黃帝晚于炎帝，比較接近歷史人物，但他同炎帝一樣，仍具有傳說色彩，太史公治史嚴謹，他顯然是把黃帝當做歷史人物而列本紀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黃帝是一位具有傳說色彩的歷史人物。

炎帝神農、黃帝軒轅都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而且都具有創世英雄的業績和品質。炎帝神農是“三皇”時代的代表，黃帝是“五帝”時代的代表，江河后浪勝前浪，在“三皇”特別是炎帝所作貢獻的基礎上，黃帝進一步推進了中華文明、中華民族的發展，黃帝對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和方向，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融合所做的貢獻，可以說比炎帝更大更具歷史影響。黃帝的主要歷史功績如下：

1、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種養、耕織農業基本確立。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意思是按照季節種植百谷，訓養動物。“蟲蛾”是指養蠶。《通鑒外紀》記載：“西陵氏之女嫘祖，為帝之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后世祀為先蠶。”男耕女織，在炎帝神農時代已經出現，是炎帝神農發端的偉大創舉，偉大的事業需要推進、發展，從以上記載可看出，在炎帝創新的臺階上，黃帝時代的耕織有了品種的創新與規模的擴大，“時播”體現出了規模和規律性；炎帝時代的織是織麻，而黃帝的夫人始教民育蠶，從“麻”到“蠶”，拓展了紡織材料。黃帝時代，以百谷種植、畜禽訓養、絲麻紡織為主要內容的農業、手工業基本確立，先民的吃穿水準漸入文明社會。

2、發明衣裳鞋帽，營建屋宇宮室，垂衣裳而天下治。

垂衣治世是走向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周易·系辭下》記載：“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黃帝夫人嫘祖發明并教會人們植桑、養蠶、繅絲之后，黃帝介入了衣與裳的設計制作，上衣下裳，長短寬窄乃至染色有了區別，接著又發明了帽、鞋，先民從此有了體面的穿戴，衣裳鞋帽不僅具有護體遮羞、抵御風寒的功能，還具有了身份地位區分的社會功能，加速了原始公社的解體和階層社會的形成。“垂衣裳而天下治”，說的是衣裳分角色，社會顯階層，社會治理初顯秩序。《周易·系辭下》記載：“上古穴居而野處，后世圣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白虎通義》云：“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炎帝時代的先民已學會造房子，讓人住進房屋。“黃帝作宮室”，意味著檔次、規模有了提高，“宮室”的出現與衣裳鞋帽的出現一樣，既是生活質量的提高、文明元素的壘建，也為階層社會的形成提供了條件。或者說，是階層社會初步形成的外在反映。

3、刳木為舟，剡木為楫，制輪造車，黃帝發明舟車。

古代先民爬山涉水、四出活動主要靠兩條腿步行，速度、至達、負載受到了人力的局限。《周易·系辭下》說：黃帝“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傳說黃帝因風吹草帽滾動而受啟發，發明了裝上輪子的車，可乘坐，可載物。古代裝有帷幕的車叫“軒”，車前面用來駕牲口的那根直木叫“轅”，“軒轅”合起來就是指古代的車。黃帝又名軒轅，就是紀念他發明了車。當時的車應該是獸拉車，這也說明當時訓養動物達到了較好水平。黃帝造船、造車，延伸和擴展了人力，發展了社會生產力。黃帝和炎帝一樣，是大發明家。《史記》中還記載“黃帝作寶鼎三”，“見百物，始穿井”。《拾遺記·卷一》記載：黃帝“始造書契”，書契即書寫符號。說明黃帝發明了鑄鼎、打井和書寫符號（文字的胚胎）。

4、造橋濟渡，寬仁愛民，黃帝開啟了古代公用事業建設。

黃帝是遠古時期深受先民們信賴和愛戴的部族首領，他融和了許多部落以后，被推舉為天下共主，稱為黃帝。黃帝為人寬厚仁慈，千方百計地解決老百姓日常生活、生產和社會交往中遇到的難事難題，讓人民過得好一些。傳說有一天，黃帝和大臣共鼓打獵時遇上了暴雨，看到一個男子涉水過河，被猛漲的河水沖倒，黃帝和共鼓急忙趕上前去救援，由于水流湍急，男子不幸被河水卷走了。黃帝對共鼓說：“如果人們不用淌水就可以過河，那多好啊！”這時，黃帝和共鼓看到被河水沖倒的一棵大樹，從河北岸上連根拔起，樹梢倒入河南岸邊，橫跨在河流之上，幾只松鼠從上面跳過來跳過去。黃帝靈機一動：“橫木跨河，即可濟渡，何不推而廣之？”于是督率眾人在河兩岸堆起較高的土堆抬高與水面的距離，再讓人砍了五棵粗大的樹木架在土堆之上，就這樣把河兩岸連通，黃帝親自走了幾次，很平穩，很安全。便命共鼓傳習域內，橫木跨河濟渡便傳開了。粗大的樹木有樹節，當時的工具難以削平，人們在橋上行走時，要一跳一跳地躍過樹節，于是命名為“跳”。因“跳”“橋”音相近，后來“跳”叫成了“橋”。黃帝的仁愛與創舉給百姓帶來了福祉。

5、撫萬民度四方，設置行政區劃，黃帝首創文明古國。

黃帝視野開闊，心胸廣大，他放眼四海，開山通路，擴大疆域，東至大海，西至空桐，南至長江，北至釜山，踏勘疆土，奠定了中華民族最初的國家疆域和版圖。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用“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這五句話，高度概括黃帝治國的氣象與雄心。炎帝時代實行的是部落酋長和部落聯盟首長的氏族公社式治理，“天下一籠統”，有部族分支，尚無行政區劃。黃帝嘗試著推進行政區劃，八家為一井，三井為一鄰，三鄰為一朋，三朋為一里，五里為一邑，十邑為一都，十都為一師，十師為州，全疆域劃分為九州，創造了行政區劃，委派有威望的能干人治理地方，初步形成了行政區劃有序治理，從天下“一籠統”到國家芻形初步顯現，國家呼之欲出。

6、設官理事，分類管理，建立文明古國治理秩序。

黃帝基本奠定天下疆域后，初步建立古國官吏體制，劃野分疆，設官司職，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設三公、三少、四輔、四史、六相、九德（官名）共120個官位管理國家；如以云為名的中央職官，管宗族事務的稱青云，管軍事的稱縉云，風后、力牧、常先、大鴻被任命為治民的大臣。對各級官員提出“六禁重”，“重”是過分的意思，即“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要求官員節簡樸素，反對奢靡；提出以德治國，“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修德立義，惟仁是行，設立“九德之臣”，教導百姓言行。在對農業和賦稅的管理上，黃帝首創田畝制，以步丈畝，以防爭端，據說將各處土地劃成“井”字，中間一塊為“公畝”，歸政府所有，收獲繳政府；四周八塊為“私田”，由各家耕種，各家自收。公田制度的產生，首創賦稅之源；而私田為私有制的產生準備了溫床。

7、設計規矩準繩，確立是非曲直，黃帝開創法治秩序。

黃帝立國設官之后，主張樹范立規，教導萬民有所遵從，有所不為，在社會上確立道德規范，明確是非曲直。《黃帝內經·經法》中說，黃帝認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又說“刑名已立，聲號已建，則無所逃跡匿正矣”。也就是說，黃帝認為，法是由天地之道而產生的，法就是準繩，用準繩來判斷行為的是非曲直。據《商君書·畫策》記載，黃帝制定“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讓人民各明其分，各安其位，各行其是，建立起和順的家庭和社會關系。黃帝不僅在本部落內行仁義、重德治、和人心，而且其行仁義、重德治、和人心之舉，也影響了周邊部落。《尸事》說：“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嘗致之。”隨著親和政策的實施，黃帝逐步統一中原。最終，各部落之間關系和睦，古老中國大地出現和諧穩定的局面。

8、習用干戈，以征不享，黃帝確立中樞權威。

黃帝建立以中原為中心地域的古國國家形態后,和合四方,鞏固和擴大華夏的疆域。對不尊重中央、鬧分裂、相互兼并的勢力進行征伐。《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就是說黃帝嘗試建立軍隊，運用戰爭手段，征伐不聽招呼、不服從命令的勢力，受到懲罰警戒后，諸侯都能尊重中樞（中央），前來朝拜，跟隨中樞的步伐。黃帝操練士兵，把士兵訓練成如熊羆貅貔虎豹般的勇士，或者把熊羆貅貔虎豹訓練成軍陣，所以黃帝的軍隊勇猛善戰，在阪泉之野，黃帝打敗了第八世炎帝，炎帝率領的部族與黃帝部族休兵罷戰，實行民族融合，這就炎黃聯盟，形成華夏民族的主流。黃帝還在涿鹿山前與蚩尤決戰，在戰神應龍、大將風后、力牧的輔佐下，擒殺了蚩尤，獲得勝利，統一了中原各部落。戰后，黃帝率兵進入九黎地區，隨即在泰山之巔，會合天下諸部落，舉行了隆重的封禪儀式，告祭天地，宣示中央之國的統一與強大。

9、推算歷數，順天行事，黃帝開啟上古科學。

黃帝主張人要順應天地時律，尊重自然規律。《黃帝內經·經法》記載，黃帝認為“極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他認為，自然界的事物都呈現“極而反，盛而衰”的現象，這是“天地之道”，是天地之規律，同時也是“人之理也”，是人要遵守的道理。《黃帝內經·十六經》說，黃帝認為“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并強調“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則不失所守”。黃帝這些要尊重天地規律，主張“天人合一”“天人和合”的言行，反映我國先民在遠古時期就有了樸素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

黃帝觀測日月星辰變化，關注太陽東升西落和月亮朔望，總結時令節氣，推算歷數。據傳，制定了簡單但能適應農事時令的黃歷，為后世進一步研究天文歷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黃帝歷順應天地四時綱紀，預測陰陽變化，按季節種植百谷草木，馴養鳥獸蠶蛾，促進了生產力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