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龍碑遺址位于著名的隨棗走廊，具體位置在湖北省棗陽市鹿頭鎮，與隨州市隨縣的炎帝神農故里相距大約六七十公里。

雕龍碑遺址全稱為“雕龍碑新石器時代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遺址”，位于湖北棗陽市鹿頭鎮北 3 公里的武莊村南部，居于沙河、黃水河兩河交匯之處的一個臺原上。其地東依平緩的山丘，西接平曠之野，處于平緩的崗地，兩條小河繞流而過。遺址附近曾有一通浮雕飛龍的古石碑，當地人因碑命名，把這片崗地稱為“雕龍碑”。

1957年，湖北省文物普查時，文物工作者已發現雕龍碑地下有豐富的文化遺存，初步明確其范圍東西長約200米，南北長約300多米，總面積約 7 萬平方米。

雕龍碑下面到底有些什么古代遺存？它能賜予數千年后的我們哪些古代信息呢？考古工作者通過現場考古發掘一步步釋疑。

1990 年至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由王杰研究員領隊，先后對該遺址進行了五次發掘。通過發掘，證明雕龍碑遺址是一處內涵豐富、特色鮮明、保存較好的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碳十四表明，其年代距今為 6200 年至5000年。

王杰先生和他帶領的團隊在荒岡上埋頭苦干，五次接續性發掘，所揭示的五六千年前的先民生活遺存十分驚人。最讓現代人大開眼界的，是五六千年前先民的房屋建筑基址，一共有21座（套）。這21套房屋建筑基址，形式、形狀不盡相同，有單間、雙間半地穴式，有圓形單間，有純地面式建筑而且三至四間成套，各間有門洞連通。看到這些清晰的基址，當地農民驚呼：“現在農村建平房，不就是這個格式嗎？”房屋的門，有前后推拉式，也有最古老的左右滑動式（根據滑槽推測判斷）。房子內外有不同性質的窖穴50座；房址周圍有成人墓葬199座，嬰兒甕棺葬64座，祭祀建筑基址 1 座，祭祀灰坑20多個，還有動物葬坑26 座。

雕龍碑遺址出土了石犁、石斧、石鏟、石鋤、石鐮、石鑠、石錛、石矛、石鑿等石器；錐、鏃等骨器；陶器以夾砂紅陶為主，泥質黑陶次之，還有少量泥質灰陶。器形有鼎、罐、盆、缽、豆、盤、杯、碗、甕等樣式。這表明雕龍碑人正處于由石器向陶器轉進時期。

特別引人注目、令人振奮的是，雕龍碑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水稻顆粒和稻殼碳化物，陶甕、陶罐及土窖中貯存有大量的稻谷、粟、黍類糧食。這些稻谷、粟、黍類糧食遺存告訴我們，雕龍碑人已告別漁獵生活，進入了早期農業時代，水稻栽培在其糧食生產中占有很大比重。雕龍碑遺址中還發現大量的陶紡輪、石紡輪、骨鏃、骨錐、蚌器等。

雕龍碑遺址距今為 6200 年至5000年，是一處內涵豐富，保存完整的原始氏族聚落遺址。人們可以通過雕龍碑遺址了解原始人類的生產、生活狀況，其文化特質體現了南北文化交流與融合，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雕龍碑遺址文化內涵豐富，地方文化特色明顯又兼有南北文化特征，它的發現對研究新石器時代黃河，長江流域文化交流有重要價值。從已發掘的資料看，雕龍碑遺址至少存在3個不同時期的文化遺存，說明這一南北文化接壤地帶在當時經歷了3次大規模的社會變革。

雕龍碑遺址發現的大量的水稻顆粒和稻殼，反映了這一時期已經進入了農耕定居；發現的大量的陶紡輪、石紡輪、骨鏃、骨錐、蚌器等，反映了這一時期紡織業十分普遍。

雕龍碑遺址處于隨棗走廊，傳說隨棗走廊南段的隨州市，據《左傳》《漢書·地理》等史書記載，是人文始祖、農祖炎帝神農的發祥地，雕龍碑遺址距隨州市隨縣厲山“炎帝神農故里”約60千米，那里據傳是炎帝神農栽培、推廣水稻的地方。專家們認為，炎帝神農活動的范圍不僅僅包括整個隨棗走廊、漢水東畔，雕龍碑遺址當然在他的活動范圍，雕龍碑遺址所反映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經濟文化狀態，與古文獻記載的、傳說中的炎帝神農在時間和地城上完全一致，基本上可以說是炎帝神農氏族聚落遺址。雕龍碑遺址的考古發現，為深入了解和研究炎帝神農時期的農耕文化和社會形態提供了實物證據。

王杰研究員和他的團隊數年間一邊從事艱苦的田野考古發掘，一邊開展研究，成果豐碩，王杰研究員發表十多篇論文，探究雕龍碑遺址所揭示的距今5000多年、6000多年時先民生活狀態、生產力水平和文化生態，明確提出雕龍碑遺址是傳說的炎帝神農的注腳，為炎帝神農研究提供了可貴的“物證”。

棗陽雕龍碑遺址內涵豐富、特色鮮明，大量尚屬全國首次發現的遺跡、遺物為該地區乃至全國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新資料，在考古學、歷史學、建筑學、人文精神（環境和預防醫學）、旅游業等方面均有很高的研究和開發的價值。

陜西西安的半坡文化遺址，是人們已經比較知曉的古代先民聚落遺址，已進入中國古代史教科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杰研究員（教授）認為：雕龍碑遺址文化遠比半坡遺址文化及其他同時期遺址文化豐富，形態完整，如果它早于半坡遺址文化被發現的話，那么它才應該被寫進中國古代史的第一頁。

1993 年，湖北省政府確定雕龍碑遺址為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96年，雕龍碑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